文思博客

陈志武先生在论坛期间接受《国际财经日报》记者专访时表示，继国企改制、地方政府投资、房地产市场开放之后，私募股权、风险投资带动的创业文化和创业热潮与股票、资本市场一起，成为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大的动力。他同时也提到这个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泡沫。

为了让读者详尽地了解业内情况和采访对象的看法，文章尽量保留了访谈的大部分内容，并以回答形式刊出。

谢忠高：投资最具潜力的公司

永威投资北京总经理谢忠高先生（Peter Hsieh）从事风投行业已有15年时间，前8年在硅谷，后7年在中国。他代表公司投资了软通动力(iSoftStone)、晶能光电(Lattice Power)和乐友达康 (Leyou.com)，也在这三家公司担任董事职位。其中软通动力于2010年年底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，永威投资从中获得约两亿美元的投资回报。

在访谈中，谢先生表示，比起遵循20/80法则，他更追求投资中追求高命中率，愿意努力寻找拥有巨大潜力的公司，然后全力地投入，把每家公司都做好。

记者：您可以介绍一下开始进入中国市场的情况吗？

Peter：我从97年开始（在硅谷）做风投，以前主要投资半导体、硬件方面，等到互联网泡沫破裂，再到03、04年，我就发现硅谷事实上越来越没有硅了。以前有INTEL、AMD这些公司，可是慢慢地比较红火的公司从Cisco到后来的eBay、Google等都是偏软件、商业模式的。

我是工程师的背景，看到这样的转变就发现继续在硅谷做投资不太适合，因为一个文化的发展一般都是从硬件发展到软件，在硅谷也是一样。而中国在渐渐崛起，所以我就决定到中国来。

那个时候以为在中国投资的大部分是制造业和高科技，可是来到中国之后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。其实04年我到中国的时候，上市的盛大、百度都是软件公司。

记者：您在中国投资了哪些项目？

Peter：到中国之后我们就慢慢开始投资项目，去年我做出第一个成绩单，叫做软通动力，是05年底开始投资的，去年在纽交所上市。

我们公司投资的方式有点不一样，投资稍微早期一点，可以称作 growing stage investment。我们保证每个合伙人花很大的功夫和时间照顾这些公司，命中率比较高。

从投资软通到退出花了5年时间，其间我们一共做了三轮投资，最后回报是两亿多美元，相当于10倍的回报率。

软通动力主要做软件外包，国内的客户有中国本地，日韩，美国，欧洲等地的大型企业。

我并不认为软件外包属于高科技行业，它最难之处在于人力管理。软件外包要训练、培养出很多软件工程师，他们或者去外面做顾问，或者在客户办公室或自己的办公室写程序，所以管理的机制是很重要的。

在看软通之前我看了好几家公司，发现这家公司的CEO刘天文先生最愿意投资管理机制。当时软通动力在国内这个行业中是比较小的，但我选择了放弃投其它比较大的公司，原因是这个行业在中国还是非常早期，所以要投的不是当时很大，而是谁的潜能比较大。软通动力的CEO在公司很小的时候就投资管理架构，还通过了各种认证。

最后我们的成长就比很多公司都要快。目前在美国上市的几家软件公司中，之前每一家都比软通规模要大，比如文思（Vanceinfo）、Camelot、Highsoft等。可是今天从资本规模来看的话，软通应该是名列前茅的了。

台湾人说，小时候胖不算胖。中国人说，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。风险投资就是要找一家潜力最大的公司。

同样道理，我投的另外一家公司叫做乐友，做的是孕婴童产品。我投的时候乐友也是这个行业比较小的一家公司，但是我看到创始人知道正规军打仗的方式。这家公司的COO龚定宇先生原来是替Cisco开设中国第一间办公室的人，见过大的阵仗，所以我大约4年前投了他们，当时公司只有6家门店，现在已经成长到150家的直营店，成长速度是非常快的。

记者：除了资金方面的投资之外，您如何帮助所投的公司？

Peter：我们进入公司的阶段相对较早，每个合伙人都有10年以上的经验，如果觉得一家公司有前途的话，我们不仅愿意投入资金，还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来帮助。

比方说，我们帮助招聘、建立财务系统等，最重要的是战略策略的制定和参与公司内部的很多流程。花很多功夫的时候，我们每个礼拜会跟CEO打好几次电话，有时候一天打好几个电话，一周去公司拜访好几次。

记者：永威投资公司一般会选择怎样的退出方式？

Peter：我们的退出和国内的其他风投公司有点不一样，除了在美国和香港上市以外，我们还会想办法让一些公司让他们在台北退出。因为我们传统上市投资的是高科技公司，这些公司有的时候未必能做大到可以在美国上市，而香港市场不太懂高科技，所以我们有时候把公司重组，选择 在台北上市。

台北半导体、PC公司很多，大的投行很多分析师在高科技方面都会覆盖到台北，这和其他市场不太一样。

在台北，股票市场的流动性也比较好，上市之前有个流程叫做上柜，每家公司在上市之前都需要上柜，类似于美国的OTC市场，在这个市场里面交易量已经很大。

另外，台北市场可以容纳市值比较小一点的公司，因为未必每家公司一上市就是五六亿或者十个亿美元，可能只是一两亿，台北会是一个非常好的（上市地点）。

记者：您感觉在硅谷和在国内做投资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？

Peter：相同的地方就是都很辛苦啊（笑）。

不同的地方主要有两个。第一点是国内这个行业中大家彼此的信任度不像国外那么高，这个是可以理解的。在国内做一般都需要签NDA（non disclosure agreement，保密合同），在US是不需要的。

第二个最大的差别就是，国内能找到一个好的CEO已经不容易了，更不用说找到一个好的团队。

原因有好几个，一个是国内是市场很好，人才需求非常大，但是人才的供应很少。

第二个我觉得是中国人的一个特色，大部分人宁为鸡头，不为凤尾，能力稍微强一点的就希望自己做老板。

还有，在供应和需求的建设中，国内常常是三军当二军用，二军当一军用。意思是，一个30出头的人在国外可能只是一个经理或者部门负责人，但是在国内就已经是副总裁，要负很大的责任和权力了。但没有办法，没有那么多的人才可以支持一个公司的发展。

（在这种情况下）公司就必须要不断成长，可是假如整个大经济有一些问题的话，我认为这些比较年轻的，成熟度较低的经理人可能会出问题。

所以这两个我觉得是最大的问题，一个是信任的问题，一个是人才的问题。

记者：那应该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？

Peter：这完全要等时间。

这个（和国家的发展）道理是一样的。今天的中国和70年代末的日本很类似。70年代末的日本，美国要求其币值升值，要求对方接受美国的农产品，今天中国也是一样；此外一般的企业未必注重环保、那时候的日本人常常出国买东西都是不眨眼睛的，诸如此类现象，和现在的中国非常相似。

日本大概从70年代底到90年代初左右整个经济都还不错，中国也处于类似的阶段，（这个阶段）至少能维持20年。和当时日本不同之处的是，中国不仅有国外市场，国内市场也很大，所以中国的好市可能会持续更久。

记者：从04年您到中国做投资到现在，这个行业的基金经理人和创业公司有哪些发展？

Peter：PE/VC行业还是非常不成熟。从04到现在，中间07、08年有一个金融危机，可是在基金操作人方面很少有人受到硬伤，尤其到目前为止市场基本上市上升的趋势，（业内人）信心是满满的，这样的时候骄傲的心态就往上涨，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事情。

刚才在论坛上大家说，相信（这个行业）会重整，但是我认为重整的速度不是那么快。因为一个基金的周期一般是10年，那么第一笔基金真正分批所有等金钱给有限合伙人投资者要等到8-10年，中国很多基金是05年才筹建的，所以真正要发生洗牌的动作的话大概要等到2015年，到现在大概还有4年时间。

创业公司方面，现在的问题是募资比较容易，所以大家信心也满满的，其实这个也不太健康。

99年、2000年的时候，美国很多基金只做互联网，所以2001年很辛苦。现在也有很多基金只投中国，到时候也会出问题。这个也没有办法，是进化的过程。

这个行业会非常成长，但也有很多growing pain（成长的烦恼）。希望多培养有责任的公司，特别是上市之后不会停牌的问题。已经有一批人掘到第一桶金，希望不要只是关注钱，也要有社会责任感。